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、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，总面积逾30平方千米，是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。2020年以来，周原考古队将探索城垣结构、道路网络、池渠水系、建筑群落作为田野考古的钥匙和开关，实现了聚落考古的大突破。
作为西周都城之一，周原遗址与“夏都”二里头遗址、“商都”殷墟遗址等同为上古时期的重要都邑。
此次最重要的发现，包括三重城垣的城墙、先周时期最大规模建筑以及200余片刻有卜辞的甲骨。甲骨从宫城附近发掘出土，文字中多次出现与“王”有关的记载，可以推断记载的是与周王有关的事件。邈远的上古历史，因为这些城址和文字，有了更为清晰的轮廓。
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看来，周原新发现是西周考古近百年来最重大的发现。这次发现可谓化零为整，将数十年来发掘出的星星点点的遗迹，归纳在完整的城址之间。王巍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解读了周原遗址新发现的意义，以及关于西周那些仍待解决的历史谜团。
周原确证为都城级城址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你对周原遗址的新发现有一个评价，认为这是西周考古近百年来最重大的发现。为什么这次发现这么重要？
王巍：公众观念里一直认为，西周的都城是丰镐，在今天西安的长安区。但周原实际上也是西周的都城。西周王朝建立之后，周原究竟是什么地位？是不是首都？有没有可能政治中心在转移，周原老家只留了一些贵族？这些问题一直模糊不清。
通过最近的考古工作，考古队发现了几座高等级宫殿建筑，更重要的是，发现了西周时期的三重城垣：“宫城”、小城、大城。三重城垣在几百年中逐渐扩张，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，还在建大城。起码说周原是都城级的城址，是没问题的。
这是一个重大突破，证明从西周王朝建立之前，一直到西周晚期迁都洛阳，周原一直是一座重要的都城。虽然西周的诸侯国也发现了不少，但都城是王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周原的发现为西周考古提供了绝佳的资料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近年来周原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，能够带来什么新认识？
王巍：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是一个2500平方米的宫殿，不在西周的三重城垣里，但也在周原的范围之内。王家嘴一号建筑涉及周原考古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先周文化，也就是周人在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时代。
周原是周人的老家，周人从周原兴起。他们兴起时的状态是什么样？是不是确实真的在周原兴起？文献中有记载，但是考古上一直缺乏实证。王家嘴一号建筑基址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、最完整的先周建筑，就证实西周王朝建立之前，周原就已经有宫殿建筑，表明应该是从古公亶父到周文王、武王乃至周公的时代，周原确实是周人的发祥地。
这次还发现了很多刻辞甲骨，也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商人有甲骨文，但其实周人也在使用甲骨文，这些甲骨对于我们了解周人文化的发展程度很重要。当然我们认为，周人的甲骨文是从商人学来的。
西周王陵难寻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同样是都城，殷墟发现了辉煌的大墓，而周原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王陵级别的大墓。未来有可能发现王陵吗？
王巍：现在西周考古最大的一个谜团，就是王陵。陕西的考古人员也做过努力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。因为西周王陵地面应该没有封土，现在看来，封土是春秋战国以后出现的习俗。没有封土的话，就很难找到，但这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课题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中国考古有一个惯例，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，假如发现西周王陵会进行发掘吗？
王巍：首先要发现了再说。看看发现之后的状况，比如是不是被盗。如果被盗了，那就要赶紧发掘。如果没有被盗，那就再研究。但现在连边儿都没有，发掘就无从谈起了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王陵会在周原遗址30多平方千米范围之内吗？有没有可能在周原之外？
王巍：目前还缺乏资料，因为西周的都城还有丰镐，而周原是周人兴起的故地，都有可能存在王陵。究竟王陵建在哪儿，不好说。但如果发现了王陵，对于西周和先周的历史补充，肯定又是一次重大发现，意义堪比周原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你是做西周考古出身，对于西周考古和西周历史，还有什么希望能够解开的未解谜团？
王巍：除了王陵，也希望在丰镐地区能找到跟都城地位相匹配的遗迹，无论是墓葬还是大型建筑、城址。丰镐遗址被后世破坏得很严重，比如汉代也在那里建立城址，更是破坏了周代的面貌。以至于根据目前的情况，丰镐与周原的关系还不好去分析。另外，诸侯国都城目前发现的还是少数，也希望未来有更多西周诸侯国遗址被发现。
诸侯国也须寻找城址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西周都邑的考古运用了聚落考古的方法，这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沿用的思路。周原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否有内在联系？
王巍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聚焦的是距今5500年到3500年之间的2000年，周原考古、西周考古是在文明探源工程涵盖的历史阶段之后，但确实也有一些内在联系。
2002年，探源工程启动的那个时期，各地都邑性遗址都只是发现了高等级的墓葬，比如良渚、陶寺等都是如此。通过墓葬已经可以看出，那些遗址的社会等级分化已经非常明显，那么在活人居住的地方，应该也有相应的社会分化的证据，所以我们就把找城、找高等级建筑作为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。这在原来的考古中是薄弱环节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终于在几个大遗址都找到了城址和高等级建筑，包括良渚、凌家滩等等。这表明高等级墓葬一定与高等级的建筑和城址是配套的，所以这个经验当然也用在了周原的考古中。
这就是聚落考古的方法，聚落考古不仅在新石器时代、夏商周三代考古中适用，在历史时期，尤其是都城考古中，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。如果有墓葬，有高等级建筑，那我们就一定要找城址。一旦找到城址，各种遗迹在聚落中的位置就可以确定。所以说，这是文明探源工程工作思路和方法的延伸。
再比如说，寻找水系也是这几年都城考古的一个重要方法。古代的水道网络、对水的利用、对水患的预防等，都能看出很多线索。良渚遗址就发现了重要的水系线索，周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也在寻找引水、排水的完整水系网络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：西周的诸侯国考古成果也非常丰硕，发现过一些辉煌的诸侯大墓。比如今年北京房山的西周琉璃河遗址，与周原遗址一同入选“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西周诸侯国都城考古目前进展如何？
王巍：西周都城的考古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做，比较大的遗憾是丰镐遗址破坏得很严重。至于各地的诸侯国，应该说第一个明确以考古发现确证诸侯国的遗址，就是北京房山的琉璃河燕国都城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亲身参与了琉璃河遗址的重大发现，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召公受封燕国的史实。这几年又明确了两重城垣的结构，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建筑，所以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当之无愧。
琉璃河遗址是非常典型的具备全要素的西周诸侯国都城遗址，通过持续的发掘，揭露了古城的各个重要要素，我认为是考古项目中的一个榜样。其他地区往往缺乏这样持续的大规模考古工作，只是发现了高等级墓地，但没有找到城址，城址考古要难得多，需要持续进行。琉璃河遗址考古应该说是给各地做了样板，墓葬发掘比较容易，但如果只是有墓，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面貌还是不够的。这些诸侯国未来的聚落考古任务还很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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